说到推理小说，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表达了一种理想，那就是慰藉卑微者饱受死亡威胁的心灵。这种理想属于所有对生命困境有真切感受的人类个体。他笔下的卑微者与现代化的社会形成对立，反抗科技理性及与之相伴的监控制度，这就是张扬差异，甚至可以说肯定了异端的权力。他拒绝将理性捧上智力的神坛，而是揭示了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苦，以及生活在这种工具理性主宰之下的当代人刻骨铭心的死亡焦虑。
在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规范社会”，他塑造了一种值得人们仰望和追求的生命境界。这就是东野圭吾死亡书写对当前人类生命困境的精神策应，亦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小说里的侦探并不完全是正义的化身，犯人也并不一定是罪恶的代表。不管哪一方都具有人性的弱点，都在法理正义及道德情感之间游离。里边的人物都是混乱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复杂人性的缩影。
东野的很多作品中，解开谜团的关键不限于科学的推理，而在于对人性的观察。而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恨，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东野的作品可以说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东野圭吾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人性的隐恶与自赎，是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新京报》
1
——《白夜行》
内容简介······
“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这个象征故事内核的绝望念想，有如一个美丽的幌子，随着无数凌乱、压抑、悲凉的故事片段像纪录片一样一一还原：没有痴痴相思，没有海枯石烂，只剩下一个冰冷绝望的诡计，最后一丝温情也被完全抛弃，万千读者在一曲救赎罪恶的凄苦爱情中悲切动容……
——《白夜行》
2
——《嫌疑人x的献身》——
传统的侦探小说多是黑白分明，对正义进行赞颂，对罪恶进行批判，或者说法理和情感是对立的。而东野圭吾的小说多处于这两者的中间地带。如为女儿甘愿背上罪名的靖子、在法理和友情之间纠结的汤川、为心中单纯的爱恋而触犯法律的石神。这些人物的情感表现或动机都可以说和传统的正义是不相符的，但是读者看完小说后也很难做出明确的定义，究竟他们是属于善还是属于恶，取而代之的是痛心、同情、惋惜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受。
——《嫌疑人x的献身》
东野笔下的罪犯是矛盾的结合体，以至于读者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他。《白夜行》中的桐原亮司阴险、狡诈、冷漠、无情，他拭父，强暴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女性，盗用银行资金，出卖为他提供信息的美奈子，是一个极其冷酷的人，但他对雪穗的爱却是无私、深沉、盲目和高尚的，他的优点与缺点紧密联系，最深沉的爱导致最无情的行为，读者一方面因为他的冷漠而讨厌他，一方面也因为其炽热的爱而喜欢他，是一个让读者既爱又恨的人物形象。除了桐原，东野笔下的罪犯也具有不确定性，读者永远无法预测他的变化。《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因为爱而替靖子处理尸体，制造不在场证明。当靖子与别的男人相恋后，石神竟写信恐吓，当读者都认定他是一个趁虚而入、落井下石的小人时，汤川道出了他的良苦用心。为了让靖子彻底摆脱嫌疑，石神竟真的杀人以替换被靖子杀害的富樫的尸体，为了让靖子心中不会有愧疚之情，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威逼利诱的小人，最彻底的牺牲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令人无法想象，一颗本己经对世间绝望的冰冷的心竟会在末路迸发出炙热的光芒。
3
——《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写过很多揭露人性丑恶的推理小说，但是同时也彰显人性的善意。《解忧杂货店》中，浪矢爷爷几乎就是东野的化身。东野圭吾收到的咨询信，不一定真的有时间一封一封回复，但是他通过小说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浪矢爷爷说：“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逐渐明白，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浪矢爷爷总是很认真地回复别人的问题，哪怕是恶作剧。他说：“我不但要写回信，而且要好好思考再写。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临死之前，他收到了很多感谢信，他很谦虚地说：“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有左右别人的力量？如果说我的回答起了作用，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地生活，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用。
——《解忧杂货店》
《解忧杂货店》绝不是东野圭吾最具分量的作品，甚至不是推理小说，论奖项，它只获得过第七届中央公论文艺奖，然而就题材和写法而言，它却是东野圭吾最具特点、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作品。因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和事业间徘徊的少女，为追逐音乐梦想离家漂泊但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的男孩，面临家庭巨变陷入迷茫的少年……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那简直就是说我们嘛！这些被生活快要打败的人，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情，将倾诉信投到一家解忧杂货店，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社会现象揭露
东野有很多小说都涉及弑父情节，孩子在无法忍受父亲对其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后将其杀害，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孩子对父亲毫无亲情可言，在得不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又得不到孩子的尊重，父亲性格扭曲后将所有愤恨发泄到无法反抗的孩子身上，由此酿成了社会悲剧。
在东野的作品中，大多数亲生父亲都表现得自私自利，与孩子间没有深厚的亲情，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都深爱着孩子。东野认为父亲和孩子之间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来源于血缘，而是相互沟和理解，而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是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信任的前提是爱。
东野的许多作品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为主，很多评论人就此认定他对社会和人际感到悲观失望，其实他的作品也存在乐观向上的一面。他总是以“人的悔悟”作为结局，《红手指》中昭夫最终向警方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欣然接受他应有的惩罚。在东野少有的“治愈系”作品《时生》中，描写了一对理想中的父子，十九岁的时生穿越到父亲十九岁那一年，他不仅成为父亲的朋友更帮助他摆脱了作为私生子的自卑心理。爱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时生在充分了解父亲后，终于明白了他对自己无言的爱，“能成为爸爸妈妈的孩子，我很幸福”。东野认为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理解是新家庭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父母以平等的关系去审视孩子的内心需求是解决所有“家庭”危机的关键。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孤独的绝望感时，东野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人因为心中有爱才能感受生活和未来，父母对孩子的爱能让他们憧憬未来，而孩子对父母的爱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幸福，“未来不仅仅是明天。未来在人心中，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能幸福起来。”东野借时生之口呼唤大家拒绝冷漠，拥抱亲情。
东野圭吾在《仿徨之刃》、《红手指》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未成年者的犯罪问题。《仿徨之刃》中长峰中年丧妻，与14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然而女儿绘摩在参加烟火大会后被两个少年强奸致死。他认为日本的《少年法》没办法制裁那两个歹徒，于是选择自己复仇。《红手指》中儿子失手杀死女童之后，父母设计让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去顶罪。《仿徨之刃》是从未成年犯罪的受害者家庭角度进行描述，而《红手指》正好相反，是从加害者的家庭出发。
在发达国家里，日本犯罪率较低，但是国内未成年犯罪现象却屡有发生，尤其是恶性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特别突出。近年来，日本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激增，-年日本校园暴力案件增加了两倍。因此年日本把刑事起诉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根据《红手指》内容推断案件发生时直巳年龄为15岁左右，已超过14岁，正好符合刑事起诉年龄。《仿徨之刃》中的加害者伴崎、营野、中井是在高中休学后犯下罪案的，从其同学元村是18岁少年来看，这三人的年龄也应是18岁左右。由于日本《少年法》的使用年龄为14-20岁，因此《红手指》和《仿徨之刃》的犯罪者都属于《少年法》的适用范围，即未成年者犯罪。
作品对未成年者的犯罪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试图解读未成年者犯罪的社会及家庭原因，同时对《少年法》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这样小说的重点不再放在推理上，而是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少年法》给加害者以庇护犯罪的误解，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
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在推理模式上具有独特的解谜结构。阿加莎·克里斯蒂确立了推理小说在讲述解谜故事时采取的惯例：一个纯几何式的二重叙事结构，通过缺席和在场这对互补体发生，故事的谜底总在结尾或接近结尾时展开。然而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常在作品的最开端便揭示罪犯的存在，如《红手指》在故事的最开始时直接以犯罪者的角度描述了一件罪案的发生过程。上班族前原昭夫被妻子八重子急电回家，发现儿子直巳杀死了一名女童，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昭夫绞尽脑汁编织了一个骗局以使儿子能够逃脱法网。初看这一谜底在作品起始部分就已被揭开，骗局的细节读者也很清楚，然而在剩余部分中其解谜与反解谜的模式超越了一般推理小说的惯例。
东野曾在访谈中谈道：“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白癜风的治疗偏方白癜风康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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