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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舆论》
9月17日下午3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揭开“鲍某明涉嫌性侵案”的真相面纱：
鲍某明并不构成性侵犯罪，也未发现鲍某明对“养女”韩某某进行言语洗脑、人身限制的情况。
韩某某实际出生日期为年10月，与鲍某明发生关系时已经成年；两人未办理收养手续，不存在收养关系。
17日下午，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吊销鲍某明律师执业证书，将其驱逐出境。
回溯此次事件，你可曾想到，鲍某明步入公众视野已逾天了。
今年4月9日，《南风窗》刊发《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一文，迅速点燃公众情绪，自此，鲍某明成为了“板上钉钉”的坏人，韩某某成了无畜无害的受害者。
4月12日，《财新》刊发特稿《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称“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
《财新》及此篇报道的记者苑苏文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是网络暴力，最终撤稿道歉。
而现在看来，《南风窗》的slogan“冷静的力量”显得尤为讽刺，而曾经被千夫指的《财新》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舆论就像小孩的脸，阴晴不定，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当新闻反转的时候，舆论这个小孩也毫无防备地“翻脸”了。
从众人呵护的星星和竭力声讨的鲍某某迅速变成“恋童癖与仙人跳”“好色之徒与诈骗集团”“黑星星”，似乎先前的喜怒哀乐都没发生过，剧本换了，又一场大型的网络广场式抖机灵大赛迅速拉开帷幕。
然而，当真相浮出水面时，当新闻反转时，你是否会回头看？
年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罗一笑事件、年陕西榆林产妇跳楼自杀事件、年重庆女司机事件、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年周口男婴失踪案、年罗冠军事件、鲍某明涉嫌性侵案......
我们总是被新闻反转啪啪打脸，嘴上说着下不为例，但下一次，我们也许还是会陷入舆论场中新闻反转的怪圈而不自知。
但是鲍案，以戏剧性的反转令人大跌眼镜，必将成为新闻舆论图鉴里最为刺眼的一个符号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记忆。对于新传学子和新闻人来说，鲍案带来的反省价值远远大于真相本身。
为何事实会被舆论的螺旋甩到千里之外？为何更为接近事实的言论会被谴责和唾弃？为何公众总是相信无根之言？媒体对弱者抱以的关怀和同情边界在哪里？
时至今日，关于鲍案的种种思考题，你都想通了么？只有想通了，才能说此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披着羊皮的狼VS披着狼皮的羊，舆论世界的弱定理“年出生的鲍某明，一米九左右，斤上下，又高又壮像座山一样。”
这是南风窗鲍案文章里的第一句话。
正如村上春树曾言：“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舆论是弱者的武器，韩某某披着羊皮在舆论场上狼喊抓狼，以弱者的眼泪赢得了舆论场上的同情票，利用网友对鲍某明恋童癖的泛道德化批评，将舆论的矛头对准“大灰狼”鲍某明。舆竞天择，弱者生存。从身材、年龄、社会阶层来说，韩某某都处于弱势地位，邹振东老师在《弱传播》里提到的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互为逆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强者，就是舆论世界的弱者，舆论的洪流总会自然地往弱者一方倾斜。韩某某充分利用自己的弱者优势，在女权主义思潮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南风窗》在报道里放大了“裸体”“未成年女性”“恋童”“性侵”等字眼，精准地触碰着公众的情感神经，挑动着公众的道德底线。
在愤怒、悲悯、猎奇、维权等或明或暗的情绪交错之间，过度消费了公众对弱者的善意，流量红利上去了，新闻专业主义却溃败了，迟来的真相吹散了专业媒体的绚丽羽毛，也吹远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距离。
道德不是法律，舆论更不是法官。
我们应像财新报道里说的那样，去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那些只在意立场的人，必定要牺牲掉一部分真相。
后真相时代，真相存在于想象之中事实就像一团零散的沙子，而情绪就像龙卷风。龙卷风在来临之初，轻轻地将沙子吹进人们的眼睛，人们揉了揉眼里的沙子却只注意到眼前越刮越大的龙卷风。于是事实的沙子被情绪的龙卷风甩出了不断上升的螺旋。风越刮越大，声音越来越响，却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场龙卷风因何刮起。不同于崇尚真理、追求真相、一切以事实为依据的“前真相”时代，在技术赋权背景下，我们早已置身于情绪先行、呐喊围观的后真相时代，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拟态环境”的建构中来。
而这种由公众对事实的建构，往往会偏离事实本身，模糊事实焦点，走向情绪的极端，最终非但没有建构事实，反而是“解构”事实。
后真相时代，“对真相的叙述”代替了真相本身，情绪成为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之间的一道屏障。
真相让位于情绪的宣泄和既有的立场偏见，真相是什么已不再重要，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
正如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说道：“人们相信的东西，总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影响，只有找到这个‘相信’，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才能得到解释。”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财新》的报道更接近事实，大众却并不买账的现象，因为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认知和立场的事实，只相信自己“想象中的事实”。就像桑斯坦在《谣言》中提到，“观点的自由市场”并不会使“真理得到修正”，人们基于自身的情感、立场和偏见仍然会“选择性相信”符合他们期待的事实。所以，后真相时代，真相存在于想象之中。被情绪所裹挟的拟态环境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真实世界之中，真实的世界仿佛加了一层厚厚的情绪滤镜，营造了一个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拟态真实。或许我们再也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我们也是构建拟真社会的帮凶。情感—新闻报道的双刃剑情感已经渐渐地成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
然而，情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
人们往往是对情感作出反应，而非理念或事实。
在非虚构写作中，情感、心理和细节的描写尤为突出，对背景的渲染和情绪的烘托往往能激发起读者的共鸣，能将公众宝贵的注意力资源成功地分配给小人物，也能在不同的时空里构建起“情感的共同体”。
李海鹏《举重冠军之死》、王天挺《北京零点后》、柴静《双城的创伤》不仅提高了“情感的可见性”，将边缘化的人群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也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民生福祉。
而18年咪蒙系《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将非虚构写作文学性与真实性的矛盾从幕后搬向前台，它直指一个问题：
非虚构写作必须是以真实为准绳的，换句话说，真实仍然是非虚构写作的第一信条，如果守不住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力量也就无从谈起。
有时，还会走向新闻目的的反面——撕裂维系社会稳定的皮肤、加剧群体对立、破坏社会信任机制。
而南风窗对鲍案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建构虚假的事实，也在无形中建构着基于“假事实”的“真情感”。
当“假事实”破碎时，那时那刻的“真情感”就好像一个摘了面具的小丑，谴责、埋怨、自嘲接踵而至。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不再为反转的新闻而愤怒，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司空见惯和无动于衷。
新闻媒体不但是事实的建构者，也是情感的建构者。
媒体的报道框架和价值取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为什么而兴奋、为什么而悲伤、为什么而愤怒，为什么而沉默。
媒体可以感动，但不能煽情。
媒体需把握好情感资源的动员力度，保持“情感的客观性”，不过度消费公众的同情，这不仅是爱惜羽毛，更是为了珍惜公众的正向情感价值，增强社会信任机制，维系“情感的共同体”。
媒体在进行情感传播或进行舆论引导时，事实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无底线无依据地偏向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我们应天然地抱以人文关怀，但不应“天然地”站队或者困于“弱势群体在任何一件事都处于弱势”的刻板印象中，这不是关爱弱势群体，而是弱化弱势群体；这也不是伸张正义，而是抹黑正义。鲍某明事件的反转再次向我们证明：舆论，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舆论的世界，就像小孩的世界，充满了符合自己想象的情节与“童话”。[1]（美）李普曼.舆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邹振东.弱传播[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3]郭小安.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J].新闻界,(12):27-37.[4]袁光锋.“情”为何物?——反思公共领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J].国际新闻界,(09):-.[5]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01):-.[6]李玮、蒋晓丽.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J].现代传播,(12):50-58.[7]（日）东野圭吾.白夜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8]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南风窗”转载请注明：http://www.laiyindu.com/byxjz/976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