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给日本搞外宣这活是越来越不好做了。那些曾在微博呼风唤雨的日本传教士，如今却不得不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打脸，忍受人民群众的嘲讽戏弄，拿着最少的钱，洗着最难的地。更惨的是，日本人一不小心还会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业绩报告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通过皇军官方认证的意见领袖。6月6日，微博网友曝出了一系列日本外务省“业绩报告”的截图：在这份于今年年初公布的业绩报告中，日本外务省光明正大地承认“中国有很多在言论界影响力很强，但与日本关系较弱的知识分子，而基金会自年以来就一直在开展针对这些群体的邀请项目。”可贵的是，外务省没让我们费心去猜这些人是谁，而是本着高效、公开、透明的工匠精神，直接点出了几个受他们资助的大V的名字：清华作家蒋方舟、南风窗记者熊培云、凤凰周刊副主编段宏庆、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直到目前为止，相关话题都未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前十，而这些官方认证过的知名人士对此也基本都是缄口不言、噤若寒蝉。唯一回应了的蒋方舟称，自己当年只是参加了一场公开正常的、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活动。他们或许在等待热度的消失，在期待人们的遗忘。如鸵鸟一般自欺欺人的他们或许依然坚信，只要他们不说，就没人知道他们为皇军的外宣工作起到了哪些正面作用。不过没关系，他们不想说的话，我们可以替他们说。方舟日记疫情期间，某知名作家凭借一部《方方日记》爆红出圈。她的作品以各种“听朋友说”为主，文笔流畅，内容真实，深受外国媒体追捧，为西方生动形象地提供了他们想要的真相、展现了一个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武汉。不过，写日记的正经人并不止她一个：早在她写日记的三年前，蒋方舟蒋女士就将自己在旅居东京期间写的46篇日记东拼西凑成了一本精装书：《东京一年》。鉴于该书通篇都是“某年某月某日”之类的流水账日记体，所以我们也可以称这本书为《方舟日记》。《方舟日记》创作的背后，有一个十分令人暖心的原因：据蒋女士自述，那是在年，27岁高龄的她第一次对“写作”这件事产生了动摇，对写作的意义，前途，到底能改变社会多少产生了困惑。这时,一个机会降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她到东京交流一年，每个月约有两个W人民币的补助，而她的工作是，“什么都不用做”。当然，今天我们才知道，太君的日元不是白拿的。在《方舟日记》中，蒋女士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带有浓厚日式小清新滤镜的东京：她每天活的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文学少女：今天去吃多人民币的烤肉，明天去名古屋的网红店喝清酒；一会去丰岛美术馆欣赏富有禅意的自然艺术，一会去自杀圣地轻井泽慨叹痴男怨女为情所伤；有时在参观神社时深入研究日本奇怪而原始的性文化，有时又去浅草寺的小剧场比较日俄脱衣舞之间的差异。总而言之，她的生活是逍遥痛快，好不自在。而这，或许也正是外务省资助她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目的：让那些爱慕虚荣的读者在看完书后，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蒋女士，代入这种紫式部式的贵族作家生活，进而产生对东京的无限向往，萌发出对日本的一系列美好期待。从此之后，他们看日本时就多了厚厚一层的超高度文学美颜滤镜。目光所及霓虹之处，不是人间失格太宰治就是东野圭吾白夜行，不是大和抚子朦胧美的《伊豆的舞女》就是纯真与情欲交融的《挪威的森林》。至于揭露部队的《恶魔的饱食》？听这名字就好可怕，我才不要看。这种披着文学外衣的潜移默化，无疑比精日们的群魔乱舞来的更精致，更危险，也更难以防备。《方舟日记》出版后，蒋女士在新书交流会上还曾公开对我国进行CNN式的暗喻。她自述称，在她小时候，母亲曾对她说：“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而她的警察父亲也附和称是，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扣在她的手上，吓得蒋女士哇哇大哭。后来，每当提及东京时，蒋女士仍是不吝溢美之词：“东京那一年拯救了我”“东京是全世界最适合单身女性居住的城市”。巧了，在年2月25日的那篇《方舟日记》中，就有一段单身女性蒋女士和她的几个教师朋友相处甚欢的片段：在名古屋的一家餐厅聚餐时，一位女教师一直不厌其烦地表示，在座的两位男性肯定都喜欢蒋女士的肉体，而且是带有情欲色彩的那种喜欢：“谁不喜欢肉体年轻的小姑娘？”面对这种恶臭至极的日式物化女性言论，一贯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单身女性蒋女士选择了沉默是金，丝毫没有她后来实名举报被性骚扰的勇气。身为一个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教育的工具人，我真的很难想像，一位自诩独立女性的作家，到底是有多大的胆识和魄力，才能把这样一段几乎是被日本人骑脸羞辱的经历以一种如此轻描淡写的口吻写进书里。或许在她看来，这反而是她魅力的体现吧。“日本是中国的一剂药”除蒋女士外，领外务省狗粮的另一大外宣干将，是南风窗记者熊培云熊桑。从描述来看，外务省对熊桑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满意：“平成26年度（）聘请的熊培云回国后，将4个月的滞日经验写成巨著《西风东土》出版，初版10万册，大受好评”。不得不说，要论开嘲讽，还是得看皇军的。还没翻开《西风东土》，一股浓郁的古墓派日吹公知味就扑面而来。像许多放在书店一进门位置的畅销书一样，这本书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腰封，文案内容极尽尬吹之能事：左一个北海道，右一个菊与刀，前面说中国日本，后面扯东方西方，疑问句个个是UC震惊体，字里行间全部是中国需要学习。用熊桑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也就是说，熊桑在一开始预设的立场就是：中国是有病的，是需要吃药的，而且吃其他的没有用，要吃就得吃日本这一剂十全大补丸。在这个立场之下，熊桑全书都在大吹特吹日本的彩虹屁，而他吹得最猛的，还得是日本右翼横行背后的优秀社会建设。必须承认，熊桑只是坏，但可一点都不蠢。他比谁都清楚，直接鼓吹诸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日本侵华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言论会引发怎样的愤怒。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私货输出方式：淡化要点，转移话题。比如，在“帝国之心深不可测”这一章，熊桑在谈及右翼言论时，先是不疼不痒地批评了几句右翼你好坏坏之类，而后话锋一转，开始了明贬实吹的操作：“尽管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右翼图书，但我并不认为右翼言论占据了日本的主流市场。毕竟，这是一个主张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人的许多观点令人厌恶，甚至骇人听闻，但只要还在法律的框架内，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能够经得起这些言论的考验，或者说，这也可以纳入保卫社会的范畴。”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惊叹熊桑的文笔：既淡化了右翼言论，又吹捧了西方文明，不仅表扬了日本是个遵纪守法的理性社会，还暗戳戳地diss了中国的言论不自由和非市场经济。一石四鸟，高，实在是高！真该明天就去BBC报道！而如果信了熊桑的颠倒黑白，你就会慢慢相信，中国必须要原谅日本。书中，当谈到侵华日军老兵时，熊桑会告诉你他为当年的罪行而痛哭流涕，坚信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伟人；当说到部队时，熊桑会告诉你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尊重现实就不会活在仇恨里；当写到二战日军的坟墓时，熊桑会告诉你：“我进了鬼子的村庄”，却已看不到一个鬼子了，墓里墓外，只有一个个死去的或活着的人”。u1s1，熊桑这种把身为加害者的日本和身为被害者的中国拉到同一道德水平线，然后用混淆视听的言辞蛊惑读者“记住历史，忘了仇恨”的做法，确实显示出了一个职业媒体人的高水准。读者若稍不注意，可能还来不及问自己为什么要忘了仇恨就被快进到了中日和解。只是他忘了，抚顺万人坑底下埋的无数冤魂，也是一个个死去的或活着的人。我们不难揣测，外务省在同时资助熊桑和蒋女士这对卧龙凤雏背后的深谋远虑：外务省对蒋女士的期待是突出现代日本之美好，而赋予熊桑的使命则是淡化军国日本之罪责。按照外务省的设想，中国人最好是牢记现代日本繁花似锦之历史，忘记军国日本杀人放火之仇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啊。“中国人的败类！”在外务省提供的官方认证中，除蒋女士和熊桑之外，还有写出了《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的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创作了《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的凤凰周刊副主编段宏庆，以及《我为什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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