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我们讨论“哪些作品影响过你的三观”，本周的精神家园，我们尝试将“三观”问题探讨得更深刻一点——
策划
中青编辑部
精神家园
“三观醒木”，为谁而拍？（下）
生活就是生活
对艺术作品的含沙射影，也许是对现实世界的不安，更是自身焦虑的折射。
现代社会信息量巨大，每个人都在和生活死磕，要么娱乐生活，要么被生活娱乐。
而各种社会资源与人情百态，便以汹涌之势席卷了我们的生活——已婚的焦虑感情如何维系，没结婚的有单身焦虑，有了孩子的焦虑起跑线，没有孩子的恐惧生育，工作稳定的焦虑此生一眼望到头，中产焦虑“阶层下滑”……
大众文艺作品中的人们也焦虑摇摆着。
《江湖儿女》刚刚上映，有关贾樟柯的电影评论便铺天盖地而来。
其实我们忘记了，即使是如贾樟柯一般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导演，其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全然安置，更不能只从道德层面去评价。
我们误以为，他们身处现实的“江湖”：遭遇挚爱的背叛、付出从未得到相应的回报、“在一起”只是因为利弊权衡。
所以我们义愤填膺，而这些道德评判，本质也许是害怕在这样的“江湖”里被背叛；我们焦虑，因为生活给我们太多求而不得；我们焦虑，因为在人生的江湖里我们千疮百孔的心再难承其重。
艺术典型与生活真实是不对等的。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但是艺术有其独特性，它有自己的审美要求，我们无法对艺术进行道德评判。
生活就是生活，艺术作品必然带有生活的痕迹和烙印，或许，透过文艺作品，我们可以窥探到生活的部分真相。
但是，也不要焦虑到将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完全接壤，从古至今，生活从来都是这个模样，不急不躁，不温不火，艺术的道德评判与现实的人生顺遂与否，其实并无瓜葛。
让艺术的归艺术，让生活的归生活，各自温情，各自安好，才是艺术形象与道德评判相处的最佳方式。
文／段政均范震寰你的行为决定你是谁
通往真知的道路，向来充满了荆棘坎坷。三观也不是与生俱来正确、一蹴而就高远。
戈尔·维宾斯基导演的美国电影《兰戈》里，主角兰戈是一只被饲养在玻璃箱里孤独的变色龙，有点胆小怕事、虚荣自私，却也幻想成为一个大英雄。
命运使然，这条变色龙踏上冒险生涯，穿越到了一个老旧的西部边陲小镇。
一系列机缘巧合，兰戈获得了一个英雄的伪身份，兰戈陶醉其中，并且为此绞尽脑汁、耍尽聪明、不惜坑骗维护自己的假英雄形象。
后来，真相被揭穿，他露出了本来面目，灰不溜秋地逃离。但绝境下他遇到了传说中的“西部之魂”：
“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要管别人怎么称呼你，你的行为决定你是谁。”
在“西部之魂”的指点下，兰戈终于明白：不是别人的眼光决定你是谁，不是你的过去决定你是谁，没有什么能限制你成为怎样的人，你想成为英雄，实践出来就是英雄。
不是特定的人才能成为英雄，不是拥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英雄，而是英雄的责任造就英雄。
有梦的人生才不觉寒冷。如果要成就一个人，最好的就是让他明白自己是谁，自己要成为谁。
这看似是一个遥远的悟道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能不断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触发反思，知道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并激活它。
即使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我们一定会看到鲁迅笔下《故乡》的结尾：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文／许春苗偏见是思想的放假
钱锺书先生在散文《一个偏见》中将偏见视为“思想的放假”，是有思想者的星期日娱乐。
艺术难以绕开对美和好的追求。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不能不引入审美的维度。
备受争议的谷崎润一郎曾言：“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这也是他的私人审美。
与此相应的，他的作品中不乏惊世骇俗的伦理困局。
即使阴翳的波纹和暗淡应判入地狱，万物的美好和明亮才归天堂——这似乎是人人可做上帝时所执的道德尺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倘若不懂何谓地狱，怎可知何处为天堂。
生活的复杂和残酷，让人们渴望英雄的拯救，这也是艺术作品中常常涉及的母题。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回国执行任务的暗号是：“C’estlavie”——“这就是生活”。
这句话为英雄主义作注脚，大约最完整和适宜，是可以算作一个好“收梢”的——即使是目光投向洞穴之外的哲学家，也必须要走回洞穴。
既然是用“三观”抑或说道德规诫言说艺术作品，那么，这种三观天然地需要被规诫：未曾亲历的事情，不得妄下雌黄。
如此，表面上看是用道德规训道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泛娱乐化的对抗。
倘若是在“思想的放假”时，至少在雌黄之后，自知这是个人之见。
文／双花文学是俯瞰深渊的媒介
正是善良与邪恶交错的人性本质，造就了艺术作品中无数个值得深度剖析的形象，也成就了历史长河中许多令人反复琢磨的英雄与恶人。
立体的人物无法用“好”或“坏”来形容，因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善良”与“邪恶”来分门别类。
无论历史与艺术，真正需要体现与挖掘的，是比善良与邪恶更加多维的空间，仿佛每个层面都有渲染，又不能用单独任何一种类别去概括。
所以艺术作品里才有了王熙凤的尖酸刻薄，有了《绝命毒师》里华特·怀特因为金钱与权力而坠入的深渊，有了《恶棍列传》里的极端恶劣与浑浊暴力，有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好色嗜赌的父亲。
为何他们在作品中仍然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对读者的吸引力？
我想是人物“非理性”的这一面与主流观念离开，让人追溯到了理性的根源，“像站在悬崖边上冷静俯瞰眼前的深渊”。
不是所有的结局都像《傲慢与偏见》那样在“傲慢”与“偏见”之后获得圆满句号；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西游记》一样能够英雄战胜恶魔；绝大多数时候，甚至“贺涵”与“罗子君”不会在海边遇见。
正因如此，人们想要更加努力地活着，去寻找“三观醒木”的正义正气之风，去寻找光明。而寻找光明的途径之一，也许正是要先了解黑暗。
于此，文学之所在，恰巧提供了一个让人俯看深渊的媒介。
这个媒介大概只能是文学，因为文学与读者有距离——这个距离不算太近，使得我们能够看到恶魔而不至于成为恶魔；这个距离也不算太远，使得我们感同身受，并在合上《白夜行》时脊背冒出一丝冷汗。
文／阿殊选自《中国青年》杂志年第21期责任编辑：刘博文精神家园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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